归化失败的种子，在22年前的“幼狮计划”时已埋下

归化失败的种子，在22年前的“幼狮计划”时已埋下

这张已变得模糊的照片中，站在最中间的是张恩华指导。很多老球迷应该还有印象，这是当年大连实德“幼狮计划”中，从喀麦隆带到中国的一批年轻球员，他们大多数只有14、15岁，甚至有一些为了来中国，瞒报修改了年龄，真实的年龄已经无法考证。

这可能是中国职业足球最早的一批“归化”计划，甚至在十几年后，中国足协的归化行为，很难说没有参考当年的“幼狮计划”。

纵观华夏历史，中华民族引入异族人种实现某种目的的行为也不少见。从“昆仑奴”到为冬奥会进行的大规模外籍运动员归化行动，直接引入在某个项目或者某项运动上有着种族优势的外族人士为我所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常见的做法，其本身并没有值得口诛笔伐的问题。

在喀麦隆，我见到了当年“幼狮计划”喀方的负责人Edgard Nuentsa先生，以及那批“幼狮”中，目前还跟中国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唯一一名球员迪迪尔。

右边戴墨镜的是Edgard Nuentsa

从他们的叙述中，我整理出这项计划的脉络，对于外籍球员归化一事是否合理，从中也可以窥探一二。

Edgard Nuentsa先生是喀麦隆足球界资历比较老的经纪人，他是中国球迷熟知的喀麦隆球星巴索戈的启蒙教练，已经有三十多年的从业经历。2000年大连实德总经理林乐丰通过一名韩国经纪人联系到了他，由于喀麦隆很早就有韩国企业在当地从事各种生意，喀麦隆的韩国人目前已经到了第三甚至第四代，喀韩交流比较频繁，日韩也曾经有过大量的喀麦隆外援。

喀麦隆球员最早认识中国联赛，还是通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几次交流活动，2000年正是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Edgard说当时并没有多少非洲人了解中国足球，中国在非洲是个“神秘的国家”。

最初韩国经纪人找到他的时候，他一度认为这是个骗局。“他告诉我日本队是中国队的手下败将，但中国队一直也是韩国队的手下败将。中国政府要在足球上花很多钱，中国很多大老板也在俱乐部上一掷千金，大连实德是中国最大最有实力的俱乐部。”

在喀麦隆找一批小球员很容易，Edgard很快从一百多个球员中筛选出40多名球员，韩国经纪人以每个球员几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断了他们，最终送到中国的有23个。

“我没有拿到很多钱，大头都被韩国人拿走了，”Edgard有些懊恼地说：“我用那笔钱开了一个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钱，我老婆是喀麦隆航空的空姐，但后来这些钱都被我浪费了。”

“我其实有很多机会从中国挣到大钱， Kingsley（巴索戈经纪人）从我手中带走了巴索戈，但他承诺的钱我一分钱也没有收到。”

Edgard向我展示了Kingsley聘请他作为Rainbow体育公司（Kingsley的体育公司）技术总监的文件和名片，同时他还出示了一份宪兵队定罪Kingley的文件。

“跟中国14、15岁的小孩比，同年龄的喀麦隆球员身体素质和球感都要高出一截，找几十个出来很容易。”Edgard滔滔不绝地跟我讲着他们的职业发展情况，对于当年能够一次性送这么多球员去中国，他还是很自豪的，这也让他在喀麦隆有了很大的名气。

这批球员中的班宁是职业生涯相对最成功的的一个，后来巴黎圣日耳曼以100万欧元的价格买下了班宁。随后他一直被租借在法甲法乙联赛的各个俱乐部，并未有太多机会在大巴黎展示自己，但这已经算作是中国职业联赛俱乐部培养出的成功案例。

“也有一些小孩的父母找到我，跟我要钱，很多钱，他们说我是骗子。”Edgard略有不满地说，“喀麦隆人以为小孩去了中国就能马上挣到大钱了，他们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过自己的孩子，却不停向我要钱。”

现在翻看当年的新闻报道，讲述的大多是来自贫穷的喀麦隆的小球员，在中国因为各种恶习，最终葬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000年中国人均GDP是960美金，喀麦隆人均GDP是652美金。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差距才逐渐拉开，1990年喀麦隆人均GDP是1045美金，这批当年14岁到17岁的喀麦隆小球员，生活环境并不比同年龄的中国小球员差多少。1993年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喀麦隆经济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很多国家足球的腾飞反而是在经济衰退、国力不振时期开始的，喀麦隆国家队在上世纪末连夺奥运会金牌，两次非洲杯冠军，国际足联一度排名第12位。

文化差异和对职业足球的认知不同才是“幼狮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

“如果再让我做一次这样的事情，我会向上帝虔诚忏悔，并且拒绝。这些孩子本可以有正常的人生。”Edgard并不认为这项计划是在帮助中国足球，也不认为这批球员能够由此改变人生。当时和这批小球员联系的方式有限，一些情况都是韩国经纪人告诉他的。首先他们没法在俱乐部里继续得到教育，一些孩子只会讲法语，沟通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自由散漫的性格与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格格不入。

“在喀麦隆十几岁的孩子结婚生子是很正常的，在中国他们不允许有女朋友，也没有人教他们如何跟人打交道。”

Edgard随后逐渐了解到，当年的中国足球俱乐部更像是一家公司，或者说是工厂。这家工厂想把这批小球员在流水线上制作成标准化的商品出售。

“这是天方夜谭。”Edgard当时从事青训工作已经有了十几年经验，在他看来，这么小的球员是很难适应中国的训练和比赛方式的。“他们需要在十几岁的时候找到自己踢球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教给他们怎么去踢球，况且喀麦隆教练的水平比中国要高很多。”

Edgard的人生也因为这批小球员的经历发生了变化，由于这批孩子最终成材率很低，他被家长们指责，一些过激的球员家长还砸了他的车。

Didier（迪迪尔）是这批球员中比较幸运的一个，年少老成的他很快就适应了中国的生活。虽然他的职业生涯没有达到班宁的高度，但他的人生却一步步在中国沉淀了下来，现在他有一位中国妻子，两个混血孩子，自己在喀麦隆的一家中国物流公司工作，说着流利的中文。

迪迪尔的近照

Didier对Edgard也有怨言，他直言如果Edgard当时能够更负责任，他的职业生涯应该会更加成功。他现在也在经营着一家青训俱乐部，在中国的时候他就做过青训教练。

Didier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在他看来，中国并没有足球生存的足够土壤，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城市里可供孩子们踢球的球场很少，孩子们也没有时间去踢球。他没有等到中国金元足球的十年，为此他一直试图找机会重返中国的足球行业。但他也直言不讳，中国足球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现在中国足球没有钱了，”我调侃他，“在非洲做顺丰物流更有前途。”

“俱乐部投入还是可以的，”Didier始终不愿意放弃继续从事足球事业的想法，“你知道吗，他们哪怕是从牙缝中省出一点儿钱，都可以帮助无数的喀麦隆球员实现职业梦想。”

在喀麦隆人看来，做职业球员未必是要为了挣大钱，这是一份值得骄傲的职业，而在中国，一个孩子如果告诉父母自己长大了要踢球，多半会让父母感到头疼。

随着中国足协归化外籍球员工作的开始，Didier也试图从中寻找机会，喀麦隆经纪人Maxim Nana将加蓬混血球员钱杰给（恩杜姆布）带去了上海申花，由于实力不够，钱杰给在申花出场次数很少，更不用说加入中国国家队。

“我可以找到比他厉害得多的混血球员”，Didier说，“如果中国国家队需要，我可以给他们找到很多。”

为其他国家效力对喀麦隆球员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欧洲足坛的黑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就连亚洲的日本国青国少队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洲混血球员。

2022年6月20日，辽宁大连，2022中超联赛联赛第5轮，上海申花VS武汉长江。钱杰给、巴索戈庆祝进球。

或许是看到了归化带来的捷径，从2018年开始，中国俱乐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外援归化竞赛，恒大花了数十亿将一众外援收入囊中，最终能够披上国家队战袍的寥寥无几，在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中，关于归化球员的使用又成为了风口浪尖的话题。

文化认同始终是球员归化中难以逾越的问题。这里的文化认同不仅是生活上的文化认同，也是足球文化的认同。洛国富、埃克森这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外援，已经不存在生活上文化认同的问题，Didier也认为，足球文化的认同始终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桎梏，中国缺少自己的足球文化，也很难吸收先进足球国家的文化。

“中国说到底还是封闭的，不够开放的一个国家。”

在喀麦隆的中国企业，也组建了一些足球队，主要是为了丰富员工的生活。和其他在喀外国球队不同的是，这些球队很少和当地球队比赛。

“中国人把小孩保护得太好了，摔一摔家长们就会心疼，怕受伤影响学习，孩子们很难充分享受足球的快乐。”

在喀麦隆，很少有小孩身上没有踢球造成的伤口和疤痕，这里有黎巴嫩人、越南人、韩国人的球队和俱乐部，跟当地黑人球队的比赛，他们都是真刀真枪去拼，受伤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喀的中国人很多也把孩子放在当地养育，但踢球的很少，这些孩子看起来都很稚嫩，男孩子们普遍缺少野性和阳刚之气。

Edgard很认可韩国人的尚武精神，到目前为止韩国国家队中还没有出现混血球员，这也是韩国足球文化中重要的一环。

“他们已经证明，东亚人完全可以靠本国球员就能打进世界杯，并获得不错的成绩，中国人口比韩国多得多，并不需要引入归化球员。”

“外援和归化球员会挤占本国球员的成长空间，除非你有100支顶级联赛球队，中国人口这么多，又这么发达，可以有100支顶级联赛球队。”

在轰轰烈烈的归化方案宣告失败后，恒大集团也面临着巨额债务危机，疫情造成的各种影响，让中国俱乐部在外援的选择上都变得更加谨慎，外籍球员归化似乎也已经告一段落。

我曾经问过手下的几个喀麦隆国青国少球员，是否愿意代表中国国家队参赛，得到的回答一半一半。大部分非洲球员对中国和欧洲的态度是不同的，为了职业前景，他们第一选择一定是欧洲的职业足球，考虑中国，更多的是因为稳定的生活条件和发达的生活环境，足球只不过是职业跳板。

Didier其实是幸运的，他没有经历过中国金元足球的大起大落，在足球之外，他找到了在中国生活的另一种方式。Edgard也是幸运的，他不必像Kingsley一样，能够对中国足球还抱着美好的期待。但对于已经入局甚至深陷其中的中国足球从业人士而言，现实未免过于残酷，在失去了归化球员这一路径后，中国国家队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面临“输完泰国输越南，输完缅甸没人输”的局面。在结束了金元足球的中国职业足球时代后，俱乐部和球员都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中国足球而言，万贯家财散尽，却不如从未大富大贵过。或许十年后我们再提起曾经的归化政策时，也已经忘了20多年前有过的“幼狮”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