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nba 凯文·凯利中国走红记｜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凯文凯利nba 凯文·凯利中国走红记｜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毋容置疑，凯文•凯利在中国互联网界确实有被神化的成分。但是“洋忽悠”这个帽子，还是扣得太大了。

By 郭雅楠、贾宸琰

近日，由于《“洋忽悠”凯文·凯利中国疯狂走穴：一年5次 收割互联网+》的文章在朋友圈中刷屏，关于凯文·凯利在西方科技界的地位及其作品是否处于边缘化的讨论再一次被引爆。昨日，刺猬公社独家访问了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和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方兴东，两人分别作为凯文·凯利坚定拥护者和尖锐批判者，为我们呈现了国内互联网界对凯文·凯利及其作品的两种鲜明态度。

以上详细采访实录请见刺猬公社昨日发布的两篇文章：

然而，在看过、听过了外界对凯文·凯利的种种赞美或炮轰之后，作为读者的我们，现在也是时候回过头来，认真了解凯文·凯利到底是怎么在国内一步步被“神化”的，以及真实的凯文·凯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失控》到“KK中国行”

意外的追捧从何而来？

凯文·凯利这个名字在中国科技圈的走红，还要从译言网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赵嘉敏说起。

2008年，赵嘉敏读完了凯文·凯利于1994年出版的英文大部头原著“Out of Control“，深受触动，并决定将这本书介绍入中文世界。但在当时的国内，这本书包括凯文·凯利本人在国内都是鲜有人知。

彼时，译言网刚好已正式上线一年左右，网站所推崇的“众包翻译”的协作方式刚刚兴起。再往前推两年，赵嘉敏和其他两位译言网联合创始人率先通过“言多必得”的博客发布克里斯·安德森所著“The Long Tail”的中文译文《长尾》，并收获了一些“极客”们的关注。于是，对于这本“Out of Control”，译言团队决心采取同样的方法：协作翻译，线上出版——这就是后来的《失控》。

2010年底，《失控》终于编译完毕，即将出版。在此期间，赵嘉敏因为团队纠纷离开了译言团队，并独自创立了类似于译言网的在线翻译社区“东西网”，而此时正值东西网创办一年左右。作为赵嘉敏本人的心头好，《失控》这部厚重的科技作品受到了极高的“宣传”礼遇：东西网上，有专门为其设立的专栏和主页。凯文·凯利本人也被东西网邀请到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KK中国行”，奔走于演讲、对话和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其互联网界“前卫的思想大师”的形象也逐渐塑造成形。

某种程度上，《失控》的出版虽然比原著晚了将近20年，但却赶上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好时候。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腾讯大战360，移动互联网随着3G信号的推广而进一步深化，团购网站兴起，极大拉近了普通用户与互联网的距离；2011年，中国首个众创空间“新车间”在上海诞生，36氪等科技媒体相继成立，随后包括车库咖啡、3W咖啡、bigbang咖啡等IT氛围浓厚的咖啡馆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有关创新、创业的报道开始逐渐进入普罗大众的生活。

伴随着国内科技巨头的崛起和民众对互联网科技日益上升的关注度，《失控》的热度逐年递增，凯文·凯利受邀前往中国“与科技大佬们对话”的次数日益频繁。其中，最负盛名的一次莫过于2012年马化腾和凯文·凯利的对谈。在那一场主题为“失控与控制——探索互联网本质”的对话中，两人就控制、垄断、隐私等七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而凯文·凯利提出的“互联网的垄断是暂时性的”和“要个性化服务就必定让渡隐私”的观点，可谓是顺手解救了当时深陷垄断和隐私侵犯指责中的马化腾。

马化腾对话凯文·凯利

自此之后，凯文·凯利在中国互联网界的名声鹊起，李开复、王小川、张向东、傅盛等等科技界大佬纷纷邀他作为对话对象，甚至一度还有了微信张小龙流传甚广的那句“如果求职者说自己看完了凯文·凯利的《失控》，就可以直接录取”的名言。

此后，凯文·凯利又多次来到中国，而活动主办方对他的介绍也逐渐由“《失控》的作者”变成了 “世界互联网之父”、“科技商业预言帝”、“硅谷精神教父”等等充满了营销气息的称谓。而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的到来、草根创业群体和社区创新空间的发展。凯文·凯利成为了各地创客活动的“座上客”的同时，也成为了一波又一波营销和文案达人们笔下的消费品——“你和未来之间还差一个KK”、“不知道KK，还能不能和投资人愉快地聊天”等等句式几乎已经随处可见。

一则活动海报：“预见未来，预见KK”

国内对于凯文·凯利的迷思，还有哪些？

迷思一：凯文·凯利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人？

普通中国网民对《连线》的了解，可能主要来源于《连线》（WIRED）英国版四月刊。那一期杂志的封面人物选择了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封面标题甚是抓人眼球：“It’s time to copy China”。封面文章还援引了雷军的话：“中国不再只有廉价制造业和‘山寨’货。这些年，小米的使命已经变成了改变世界对于中国产品的看法。”

《连线》（WIRED）英国版四月刊的封面人物选择了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

事实上，要理解《连线》杂志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必须了解美国的互联网发展史。

1993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提出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当时，《连线》杂志对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等互联网天才的一系列报道，迅速让此前从未接触过互联网的民众和企业，对这一新兴事物有了直观可感的了解。

佛蒙特大学社会学教授Thomas Streeter也在其著作The 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中写道：“上世纪90年代，《连线》杂志在股市泡沫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本杂志让资本迅速注入和互联网相关的产业。”

那么，《连线》和凯文·凯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发布在译言网站上的《失控》一书中文介绍中，凯文·凯利被称为“《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即使这一描述方式很可能来源于最初对于《失控》一书在国内的营销，但时至今日，许多国内的科技媒体在报道凯文·凯利的时候，也沿用了《连线》杂志创始主编这一称谓。

然而实际上，《连线》这本科技杂志并非由凯文·凯利创立，他只是在当时被创始人聘用的执行主编，而非创始者。

这一点，凯文·凯利本人在与约翰·布洛克曼的采访对话中说得很清楚：

迷思二：凯文·凯利是“互联网之父”？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领域涌现出了太多太多的Big Names。1968年，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C. Engelbart）在旧金山布鲁克斯大厅的演示令与会者震惊，这一次演示被称为“演示之母”，甚至有很多人说乔布斯也是跟恩格尔巴特学的这一手；上世纪70年代，“HTTP之父” Ted Nelson提出的“数字乌托邦”拥有众多追随者；1991年，莱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发明了开源操作系统LINUX；1993年至1994年，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开发出UNIX版的马赛克（Mosaic）浏览器，并创办神话般的网景公司……

如果非要说的话，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可以算得上是“互联网之父”之一。伯纳斯－李于1989年3月正式提出万维网的设想，并于1990年12月在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实验室里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而在此之前的阿帕网，主要还是大学、学术研究机构使用的工具，可以实现的功能不多。

蒂姆•伯纳斯－李

财讯传媒集团（SEEC）首席战略官，网络智酷总顾段永朝在其著作《互联网思想十讲》中，曾经写道：“伯纳斯－李贡献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http协议。这个协议实质上是网络中的主机，域名、内容之间的体系结构。这个结构有两个要点，一是超文本和超链接，另一个是http协议。”

即便如此，想要找到一个公认的“互联网之父”还是很难。纵然凯文·凯利在自己的书中提出过不少颇具创造性的设想，把“互联网之父”的名头放到他的头上只能算得上是一个活动策划方“营销”的噱头罢了。

迷思三：凯文·凯利是“预言帝”？

在《失控》以及在2010年出版的《技术想要什么》一书中，凯文·凯利的确谈到了人造物与自然生命之间的联姻以及技术是植物、动物、原生生物、真菌、原细菌、真细菌之后的第七种生命形态等论点。但是，即便如此，他的想法大多还属于大胆的设想和灵感的碰撞，尚且未有对互联网和科技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建设性影响，更谈不上什么“预言”。

在今年6月的“The Tim Ferries Show”上，凯文·凯利谈到了自己在中国收到的巨大追捧热潮时说：

跨越大洋，真实的KK到底是怎样的？

随着凯文·凯利在中国科技界的名声大噪，批评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早在2013年，品玩创始人骆轶航就曾在《凯文·凯利和他的中国梦》一文中炮轰凯文·凯利。称“在他的出生地——美国，以及通常被中国人认为与凯文·凯利关系最紧密的硅谷，他都是一个极度边缘化的角色，不会被任何科技公司、机构和论坛的主办者，以及任何一位科技界’大佬’奉为偶像和座上宾。”

那么，凯文·凯利在西方科技界，真的是被边缘化的吗？事实上，这一点在西方也尚且未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一点，KK的名字在硅谷科技圈绝对没有像在中国这么火。

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政见CNPolitics”团队的创始人方可成告诉刺猬君，“KK确实是重要人物，但是在中国肯定是被‘神化’了。”

方可成表示，即使是在美国的传播学课堂里，凯文·凯利也很少被直接提及，只是在其中一本课程必读书目——《数字乌托邦：从次文化到赛博文化》中，提到了他的名字。

这本书由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弗雷德·特纳写就，以追踪介绍斯图尔特·布兰德创立和发展（后来被乔布斯称作是“一代人的圣经”的）《全球概览》的过程为中心，讲述了当年这批颇具“黑客精神”的早期互联网布道者和实践者们的活动轨迹。因为KK后来也加入到了《全球概览》的团队中，并与布兰德共同举办一系列理想主义的活动（布兰德也是后来被KK尊称为老师级的人物），他的名字也在书中被多次提及。

书中，非常有趣的一句话是：“If Brand was the impresario, his protegé Kevin Kelly was the ringmaster.”（“如果布兰德是掌门人，那么凯文·凯利就是他的部队领班。”）由此可见凯文·凯利在这番由次文化向赛博文化过渡的历史中的“相对地位”。

或许是顺应着这种“次文化”精神，今天的凯文·凯利在西方科技圈中依然扮演着一个不那么随大流的“特立独行者”。在他作为首位执行主编的《连线》杂志上，凯文·凯利目前的头衔是“Senior Mavericks”（资深的异见者、独行侠）。进入21世纪，他参与了一场旨在为地球上所有生物编写档案的“林奈行动”(Linnaean enterprise)，致力于为25年内的“所有物种”建立网络档案，同时还与《连线》的编辑加里·沃尔夫一起发起了“量化生活(Quantified Self)”运动——一场将个人日常生活中用输入、状态和表现这样的参数引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技术革命……

可以感受到，相比于像乔布斯、扎克伯格这样的科技实干家，凯文·凯利更像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互联网社会活动家，一个想象力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像《卫报》给他的头衔——一个“数字布道者”（digital prophet）。正因为他的作品并非对硅谷有实际的操作意义上的贡献，因此常常被认为是“边缘化”的。但是正如段永朝所说，是不是“被边缘化”，这个口水仗可能中西方都有，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作品的趣味性和他思想的穿透力。

毕竟，这个世界除了建筑师和工程师，也需要思想家和艺术家，科技圈也不例外。

参考资料:

1. Fred Turner, Digital Utopia: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2. Thomas Streeter. The 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 NYU Press, 2011.

3. 约翰·布洛克曼，未来英雄，海南出版社，1998.

4. 段永朝. 互联网思想十讲:北大讲义[M]. 商务印书馆, 2014.

5. [英] 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

6. Talking With Kevin Kelly About the Future of Tech and Our Species Identity Crisis.

http://nymag.com/selectall/2016/06/talking-with-wired-founding-editor-kevin-kelly-about-our-species-identity-crisis.html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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